农大首页
 >  首页  >  学术动态  >  正文

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添加时间:2015-11-02 来源:人民日报 浏览次数:

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纪念哲学家冯契诞辰100周年

王向清

冯契(1915—1995)是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中西、兼收百家,建构了“智慧”说,为学术理论界增添了一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以“智慧”说构建广义认识论

  在认识论领域,冯契将狭义认识论提升为广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智慧”说为核心和主干的哲学理论。

  传统认识论主张,认识的范围限于研究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只探讨“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两个知识层面的问题。冯契认为,这是狭义认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从知识层面考察认识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认识。在他看来,认识论还应探讨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不但要把握认识对象的现象,更要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同时,认识、改造对象世界与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不可分离,自我的发展、提升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不是凭概念、判断等名言系统就可以解决的,而应凭借超名言系统的智慧来解决。因此,哲学不但要从知识层面探讨认识论,而且要从智慧维度探讨认识论,将知识与智慧统一起来,实现“转识成智”。而从知识与智慧统一的角度考察认识论,就是他所说的广义认识论,就是“智慧”说。

  冯契的“智慧”说主要体现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论文中,前篇是主体,后两篇是两翼。《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文主张,人类认识过程由“无知”至“知(知识)”、由“知识”至“智慧”两次飞跃构成,并对两次飞跃特别是“转识成智”的飞跃作了详尽阐述。《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文阐发了如何化理论为方法的命题,探讨了如何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文则阐发了如何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探讨了如何将哲学理论内化为主体的德性,培养真善美、知情意统一的理想人格。

  以“一源三流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自传入中国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面临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可将其路径选择归纳为实践路径、学术路径、实践和学术结合的路径三种。实践路径是指“一源”路径,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源泉,将其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学术路径主要体现为“三流归一”的路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创新的哲学理论。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是“一源三流结合”的哲学体系,既注重把握哲学发展的现实根据,又重视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并在二者的结合中创建新的哲学理论。

  注重把握哲学发展的现实根据。冯契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指出,真正的哲学都要在回答时代问题中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这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而这一论争反映在哲学领域又决定着它所关注的问题,制约了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回应,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因而历史观就成为近代中国哲人们绕不开的话题。“古今中西”之争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求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又包含如何正确处理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导致中国近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逻辑和方法论、自由学说和价值论成为他们必须解答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哲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是由“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衍生而来的。

  重视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哲学发展除了有现实根据、受时代问题制约、要回应和解答时代问题,还有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冯契看来,哲学家在从事哲学创作时,往往是接着先哲的话题讲,通过对已有思想资料的分析,批判地得出结论。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本民族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二是与其他民族哲学的横向联系。他所构建的“智慧”说不但着力把握现实根据、体现时代精神,而且注重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现出“一源三流合一”的特点。“智慧”说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社会实践是哲学理论发展的根源;自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同时,“智慧”说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包括人生哲学的伦理规范、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现民族特色的思维和话语方式等。此外,它还吸取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积极因素,包括规范的逻辑分析方法、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的人文精神,等等。冯契的这种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上一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大基本逻辑

下一条:构建当代哲学主体性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