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杨杰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美学理论接踵而至，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丰富学养，走出了过去“一元化”的禁锢而逐渐形成众声喧哗的多元化并存的理论格局。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的中国文论发展脉络却是充满“他者化”的阐释的过程，而来自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阐释”则声音微弱，甚至处于“缺席”状态。受制于“他者”的强势涌入，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无法自主构建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鉴于此，有学者形象地提出了“借船出海”还是打造自己“航母”的命题——打造文艺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他者阐释”的历程
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始终交织着两条线脉：一是积极构建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主体阐释”的文论话语体系，二是不断处于西方话语“他者化”的过程，当然，其中不乏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初衷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依然严重存在的机械复制西方理论并奉之为圭臬的“他者化”路径。
新时期历史帷幕的徐徐拉开结束了文艺理论“苏联模式”的“他者阐释”历程，然而，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我国文艺理论“主体阐释”的自身建构的回归，却是另一种“西方文论”的“他者阐释”的强势进入——各种哲学思潮、文艺观念、理论学派纷纷登场、“轮番轰炸”。
从存在主义、新批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的现代文论，到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美学、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文论等后现代主义文论，众声喧哗理论格局的主角总是西方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的“他者化”局面，来自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阐释”的声音则明显微弱。学者们忙于“搬运”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理论主体“自我”的“不在场”使主体自身的自我独立判断能力缺失，反映到我们的理论著述中，就像有学者所概括的——“陈述沦落为转述，概念翻新至多不过是概念搬运”，“句型的构造结构，凝固于‘根据’、‘从’、‘按照’等一类介词的前置形式状态，而篇章人称中心，毫不隐瞒地供奉给那些使人头晕目眩的‘他’，或者‘他们’”，批评者“所言说的并非其自身言说，不过是某种话语的代言人而已”。不仅如此，当运用西方文论阐述问题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生吞活剥”的毛病，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现实文艺困境难免常常陷入格格不入的“两张皮”的尴尬境地。
一个没有自己声音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就难以拥有话语权，当我们兴趣盎然地大谈西方的“对话—交流”理论时，现实情况却是：拿什么去与他者对话、交流？亦步亦趋跟在西方后面的中国文论前途何在？
主体阐释的回归
我们在积极建设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框架视野下，要迫切解决的新问题是中国学派的构建。如何在当下“多元共生”的理论格局中确立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如何应答各种文艺现实问题，如何通过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方式构建切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就成为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毫无疑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西方文论的引进与借鉴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引进过程中，究竟是“主体阐释”主导与框架下的“阐释他者”，还是“他者阐释”取代“主体阐释”而导致的“主体失语”？
“他者阐释”的实质是“化中国”，即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的文艺现实。其做法是不顾此理论产生的语境和适用的有限性而机械地移植，忽视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和文艺发展的现实而予以“强制阐释”。譬如，有的理论认为新时期之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是“外部研究”，由于不能触及文艺本身规律，所以应该予以摒弃，于是转向西方新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有的认为我国以往文艺研究坚持的是“政治化”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过分凸显了“社会—历史”维度在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视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的根本性所在，于是拿来了西方的“形式主义”研究模式，高举文艺研究的“审美化”大旗而否定了文艺应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质；更有审美泛化论倡导者，主张取消文艺的“边界”而将文艺混同于社会一般的文化现象，以“文化学”研究模式解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研究，等等。这些理论观点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唯西方是举的倾向，于是，牵强附会与南辕北辙在所难免，必然严重影响和制约文艺研究中科学方法论的运用。
由此，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西方社会与中国现实差异较大，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本来就分属于两套话语体系，这就如同西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传统医学一样。这种“化中国”状况表明西方文论只是以“他者”的身份外在于中国文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纯粹的理论，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则显示出苍白与无力。因此，如果仅仅邯郸学步式地追随西方文论而忽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定历史现实的具体规定性，去照搬照抄西方文论，就难免失之偏颇。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出现“言必称西方”而丧失我们自己话语权的局面。值得高兴的是，现在许多学者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任何理论只有同现在中国国情相吻合，具有中国特色时，中国文论才能“凤凰涅槃”而获得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