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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添加时间:2015-11-10 来源:光明日报 浏览次数:

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作者: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0日 05版)
牛河梁第二地点(未建保护工程前)。

资料照片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牛河梁发掘事件的版面图。

   20世纪初期,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那片褐红色山峦;1922年至1924年,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1955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随着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研究有哪些重大突破和进展?  

 

   日前,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学术报告会”上,记者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  

 

   郭大顺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他对记者说:“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如今29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过程中,神权发达的红山文化是区域性的‘个例’,还是具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文化源头?是‘自消自灭’的‘断裂性文明’,还是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连续性文明’?”一向出言谨慎的郭大顺特意告诉记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之说

 

   “直根系”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敬天法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郭大顺介绍说:“随着牛河梁女神庙及围绕女神庙的积石冢等诸多遗存陆续被发掘出来,我们对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祖先崇拜的内涵和发展程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而作为红山文化中心的牛河梁女神庙已是宗庙或其雏形。”  

 

   郭大顺说:“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从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实证。”  

 

“唯玉为葬”

 

   通常来说,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  

 

   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山嘴遗址发现时,苏秉琦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遗址规模不大,选址在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为以中轴线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点完全不同于诸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的布局相近。  

 

   1983年7月,苏秉琦在辽西考察东山嘴遗址时,已谈及五千年文明起源甚至五帝传说,紧接着就将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的功能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帝王祭祀的禘、郊、燎相联系,又有红山文化坛庙冢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的提法,都是把红山文化建筑址(也包括墓葬和随葬品)的规范化和祭祀礼仪制度化视为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源头所在,当然也可理解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牛河梁诸遗址点虽然分布在50平方公里的多山冈丘陵地带,但“庙台”位置在多道山梁的主梁最高处,多处“冢坛”位于“庙台”四周,其间似有一条无形的轴线,牛河梁诸地点,特别是较大的积石冢和有冢坛组合的遗址点都集中分布在轴线两侧。特别是牛河梁起三层台阶的祭坛和积石冢,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与北京天坛的圜丘如出一辙。所以苏秉琦才说:“从牛河梁庙与墓组合的演变及冢和坛的结构,红山文化都已体现出后世中国建筑传统的特点,为其渊源之所在。”  

 

   “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与之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郭大顺介绍,“这里要特别提到动物形玉中的龙和凤题材,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都已定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的一脉相承,曾引起海外学者重提商文化起源东北说。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尤其是龙凤合体的题材,其设计之精妙,神态之成熟,作为后世玉器基本造型的龙凤玉佩的祖型,是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显著标识。”  

 

   民国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以及崇拜礼仪的制度化,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  

 

南北交汇

 

   一般说来,土木建筑在中原地区较常见,而积石则为北方民族所喜用,但是在牛河梁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具有当地特点的积石冢和祭坛在红山文化中大量存在,但处于牛河梁遗址群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并未使用石砌,而是像中原地区的土木建筑。  

 

   “这表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已进入该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因素的融合。”据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之初,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已注意到该文化以红泥陶、彩陶与沙灰陶压印纹筒形罐,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用为特点,是长城南北文化的结合,从而确认该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将这一南北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认为,这一交汇是牛河梁坛庙冢出现的原因,从而实现了华(花)与龙的结合,是中国人自称为华人和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作者: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0日 05版)
牛河梁第二地点(未建保护工程前)。

资料照片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牛河梁发掘事件的版面图。

   20世纪初期,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那片褐红色山峦;1922年至1924年,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1955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随着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研究有哪些重大突破和进展?  

 

   日前,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学术报告会”上,记者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  

 

   郭大顺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他对记者说:“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如今29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过程中,神权发达的红山文化是区域性的‘个例’,还是具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文化源头?是‘自消自灭’的‘断裂性文明’,还是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连续性文明’?”一向出言谨慎的郭大顺特意告诉记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之说

 

   “直根系”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敬天法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郭大顺介绍说:“随着牛河梁女神庙及围绕女神庙的积石冢等诸多遗存陆续被发掘出来,我们对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祖先崇拜的内涵和发展程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红山文化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而作为红山文化中心的牛河梁女神庙已是宗庙或其雏形。”  

 

   郭大顺说:“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从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发达的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实证。”  

 

“唯玉为葬”

 

   通常来说,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  

 

   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山嘴遗址发现时,苏秉琦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遗址规模不大,选址在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为以中轴线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点完全不同于诸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的布局相近。  

 

   1983年7月,苏秉琦在辽西考察东山嘴遗址时,已谈及五千年文明起源甚至五帝传说,紧接着就将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的功能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帝王祭祀的禘、郊、燎相联系,又有红山文化坛庙冢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的提法,都是把红山文化建筑址(也包括墓葬和随葬品)的规范化和祭祀礼仪制度化视为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源头所在,当然也可理解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牛河梁诸遗址点虽然分布在50平方公里的多山冈丘陵地带,但“庙台”位置在多道山梁的主梁最高处,多处“冢坛”位于“庙台”四周,其间似有一条无形的轴线,牛河梁诸地点,特别是较大的积石冢和有冢坛组合的遗址点都集中分布在轴线两侧。特别是牛河梁起三层台阶的祭坛和积石冢,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与北京天坛的圜丘如出一辙。所以苏秉琦才说:“从牛河梁庙与墓组合的演变及冢和坛的结构,红山文化都已体现出后世中国建筑传统的特点,为其渊源之所在。”  

 

   “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与之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郭大顺介绍,“这里要特别提到动物形玉中的龙和凤题材,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凤造型都已定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的一脉相承,曾引起海外学者重提商文化起源东北说。玉凤的翅与尾的表现方式也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尤其是龙凤合体的题材,其设计之精妙,神态之成熟,作为后世玉器基本造型的龙凤玉佩的祖型,是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显著标识。”  

 

   民国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以及崇拜礼仪的制度化,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  

 

南北交汇

 

   一般说来,土木建筑在中原地区较常见,而积石则为北方民族所喜用,但是在牛河梁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具有当地特点的积石冢和祭坛在红山文化中大量存在,但处于牛河梁遗址群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并未使用石砌,而是像中原地区的土木建筑。  

 

   “这表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已进入该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因素的融合。”据郭大顺介绍:早在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之初,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已注意到该文化以红泥陶、彩陶与沙灰陶压印纹筒形罐,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用为特点,是长城南北文化的结合,从而确认该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将这一南北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认为,这一交汇是牛河梁坛庙冢出现的原因,从而实现了华(花)与龙的结合,是中国人自称为华人和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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