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将近4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更重要问题是如何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回应生产力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挑战。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阶段，处处显示出价值理性的重要。以弘扬科学(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没有被证伪，但是必须有所发展。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思想，如何把它们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理性/回到马克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一劳永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存在的。经历了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整个社会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的实践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开始自己的新的阶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有新的发展。这是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否对此有清醒认识，能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与新机制，决定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此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加以论述。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两位领导人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有关论述略作比较。改革开放之初，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进而提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与此相应，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判断一个政策姓“资”还是姓“社”，应该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旗帜鲜明地声明：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的这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为全党全国的根本任务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也可以说，在当时阶段，所谓发展就是发展生产力。
此后，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八大进一步拓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做了新的解释，一个中心即实现中国梦，两个基本点即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群众路线。所谓“中国梦”是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梦不是经济梦。全面深化改革则是指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而且要政治、文化、社会管理诸多方面全方位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的发展观有了更深刻、更宽泛的内容，不再聚焦于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他强调创新发展，因为以往的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金、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投入，现在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不可持续了。而且不仅是生产力发展要靠创新，还要不断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他强调协调发展，即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更要注意推动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以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之间协调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指出人和环境必须和谐共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他强调开放发展，要求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他强调共享发展，把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习近平的发展理念不再聚焦于经济增长，而是突出社会、政治、人、自然环境、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和相互促进。发展有了系统性，是以上诸多方面的协同发展①。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上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生产力有了震惊世界的发展，但是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第一，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低端领域依靠低工资、高投入、高消耗发展，这种粗放型的、“资本原始积累”式的发展走到了历史尽头，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动力。第二，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气候开始变暖，中国人的健康与生存遇到挑战。第三，法制建设、社会治理以及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落后于经济增长，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发展失衡。第四，社会和谐程度成为令人忧虑的重大问题。市场正在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和个人的基本追求，竞争无处不在。由此造成社会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严重利益冲突随处可见，社会的和谐稳定成为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第五，不少人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级干部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斗争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第六，物质生活资料丰裕了，但精神生活贫乏失范，异化无处不在，个人命运漂泊不定，亲情与友情日渐淡化，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往往被用于放纵物质欲望的所谓享乐之中。人们在思考，什么是幸福?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社会乃至个人的发展方向让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不安。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变化。当最基本的人权即人的生存权因贫穷落后而受到威胁的时候，“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生存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问题凸显，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阶段过去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习近平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对这一变化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成熟与升华，表明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任务有了重大改变，而这些改变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情不同，面临的实践任务不同，理论需要也不会相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不同特色。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取得了两次巨大成功，大家把它们称作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高潮。这两次高潮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产物。毛泽东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时的中国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夺取政权完成社会革命。毛泽东在1941年说：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发动农民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高物质生产力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取代社会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为此做了艰苦探索，但在晚年无视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新需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整个社会走到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再次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中国社会新阶段的实践需要，认识到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是中国的关键问题，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发动了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充分发扬与丰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理论建设、人的发展严重滞后。现在不仅不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且也不能继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了。习近平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既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发生转折，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实践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从理论上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开始，为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当前阶段的基本国情，立足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主要实践，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评价，并探索它的发展方向。
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了，必须有新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不能把它归结为科学，但它强调世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可知性，弘扬科学理性，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是自然科学，主要由恩格斯建立，马克思有相关思想，但直接论述很少。从恩格斯自己的论述看，辩证唯物主义，也即他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是他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立足于当时的自然科学理解世界，弘扬科学理性，而当时达到成熟水平的自然科学只有牛顿力学，即用机械运动解释世界的物理学理论。这种哲学具有形而上学性质，是旧唯物主义。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联系，恩格斯以此为基础改造旧唯物主义，克服了它的形而上学，用物质的辩证运动解释世界，建立了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②。这充分说明，恩格斯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虽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别，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都突出弘扬科学理性，具有科学性。
作为具有科学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努力寻找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并且按照这些规律办事。中国两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为工作方法，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找到了当时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阶级斗争，找到了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规律——农民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用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取代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找到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他的理论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范畴，这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和弘扬的是工具理性，它们注重对客观规律的寻求，注重实践效果。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凸显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例如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问题，它们的解决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背后又涉及人为自己确立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早已指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无限追求物质享受从而毫无节制地改造自然、战胜自然造成的。人与人的对立，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的稳定和谐遇到严重挑战，原因在利益冲突，根源同样在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它们不可能通过寻求客观规律来解决。最明显的是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尤其是各级干部中的腐败现象。这些负面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不少人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因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问题出在价值目标上，与工具理性无关。此外，人的异化在当今社会十分普遍，物对人的支配、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几乎无处不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价值目标加以反思。从总体上说，解决当今阶段中国社会遇到的问题，主要的不是寻找客观规律，而是确立新的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五大发展理念”贯穿着对发展目标的深层思考与重新定位。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再能够回答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实践需要了。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需要新的更多关注价值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必须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严重落后于生活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实践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但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实践提出的理论要求，无动于衷。广大民众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两极分化、怎样铲除腐败的思想根源、个人和整个国家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面对价值理性的问题，我们不敢越弘扬工具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雷池一步。这种故步自封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联系，无异于理论自杀③。坦率地说，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把曾经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论变为教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角度看，在方法论上我们是在步遭到毛泽东、邓小平痛斥的教条主义的后尘。讨论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法论，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看法丝毫没有贬低、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体现科学精神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在一万年以后也不会被驳倒，也有其存在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生活实践最迫切需要的理论，或者说，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紧迫问题。在社会发展需要理性启蒙时，它无疑是理论舞台的主角，当启蒙运动走到自己的反面，出现科学理性对人的支配、人被异化时，它的局限性便清楚地暴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才引起巨大的理论反响。我们说一万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也有其存在价值，是因为唯心主义者永远都不能驳倒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家永远都不能证明世界没有矛盾、没有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永远不会被驳倒，但是这不能作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画上等号包治百病的理由。我们必须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只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原则和思维方向，它必须落实和体现在实事求是中，而是不是实事求是，不取决于是不是高唱实事求是的口号，而是取决于是不是真的在“求是”，是否真的求到了“是”，把实事求是落到了实处。不脚踏实地研究具体问题从中“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的，是调查研究，是每个人对自己所担负工作具体规律的探索。
这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做到了实事求是，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因为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而他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规律，不是因为他坚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实事求是方法，而是因为他实际地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求到了中国革命的“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概念做了说明之后随即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01。离开对具体事物的研究，不仅实事求是是空话，辩证唯物主义也沦为教条。一旦开始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不会满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性指导，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外，寻找新的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思想资源，从实践经验中寻找新鲜材料，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由此得到发展。
就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熟悉程度而言，长期在莫斯科工作、亲身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王明，要远远胜过毛泽东。但为什么集中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实事求是原则在王明那里没有开花结果?因为他是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曾说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其实除了偷懒，他们还缺少理论创新的勇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不可能有关于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论述。这意味着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实事求是过程必定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开展农民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等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在与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当作教条的王明等人的斗争中形成的。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更是对已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立足国情变化大胆创新的精神。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之箭是要用来射中国革命之的的，但“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2]819-820。这里是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其实，理论联系实际还有一层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指出：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里所说的“倒逼”十分重要，它揭示了改革发展的动力机制，生动评价了实践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是对理论发展机制的深刻说明。“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当我们用解决旧问题的实践获得的成功理论解决新问题时，会遇到困难甚至遭到失败。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开动脑筋，尝试创造出新的理论来。可见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遇到了来自生活实践的“倒逼”。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遇到各种涉及价值理性的问题，迫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主要注意力从弘扬工具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转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新的实事中“求是”。研究涉及价值理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重要特征，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在辩证唯物主义以外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理论创新。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概括地说，就是回到马克思。
前面曾经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来自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很少。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主要在他的早期阶段，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结束以后，马克思一生再也没有集中研究过哲学问题。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恩格斯有着明显的区别。恩格斯个人的主要哲学思想都与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相关，而自然辩证法研究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对物质世界存在规律的研究，有机界、生命、人，都是作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对象出现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此明显有别。马克思唯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解放。即使是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讨论对象是原子论，是自然哲学，但宗旨是通过分析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他是把伊壁鸠鲁当作启蒙哲学家来看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具特色、最重要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在讲到自己主张的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297人道主义跃然纸上。因此，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完整面世后，西方国家许多学者断言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并据此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激烈批判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在当前情况下提出回到马克思，会不会重蹈西方学者的覆辙?许多人对此深感忧虑。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我们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理解还有待深入。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而找到“打开历史奥秘的钥匙”的工作正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完成的④。本文因宗旨所限，无法就此展开讨论⑤。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联系。
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是为了从他的早期著作中寻找思想资源以回答今天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从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能找到这样的思想资源吗?毫无疑问，能。
1843年10月从德国来到法国巴黎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我们常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集中力量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这都没错。但是，从德国到法国巴黎对马克思而言还意味着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843年的德国是封建国家，在德国时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批判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争取实现政治解放。他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他手中高举的一面旗帜。来到巴黎以后，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面，感受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和人的全面异化，立即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斗士。他来到巴黎后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也体现了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果，在这一点上与当时身处巴黎的马克思有相似之处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有重要启发意义。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四个方面借鉴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第一，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批判。马克思借土地所有者之口这样描绘资本家：他是“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3]285-286。他还叙述了资本家即货币所有者的自白：“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他的占有者也受尊敬。”[3]362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它们是今天我国社会一些见利忘义失去道德底线的人的精神写照。
第二，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非人处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的异化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内容。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人的劳动异化了：“工人生产的越多，它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3]269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而劳动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友爱，是人的本质的重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与私有财产相伴随的是人对人的剥削，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不仅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所有的人都处在金钱的支配之下，都异化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的丧失，使社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
第三，马克思对人类解放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是早期马克思反复讨论的问题。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马克思到巴黎后很快发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处境，并深刻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诸多方面隐含的危机，开始了资本主义批判。他的批判没有局限于对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道德谴责，也没有局限于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着想，而是立足全人类的解放。他所理解的人类解放主要不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财产分配的公平，而是人摆脱物的支配，重新占有人的本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些思想在他到巴黎后最早发表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可看到，历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共产党宣言》不断完善。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指出一条解放之路，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第四，在19世纪40年代初，共产主义者在欧洲随处可见。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一方面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是他已经把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上。他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充分肯定被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私有财产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生产，把人的异化视为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自然科学通过物质生产“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3]307。实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把人类的发展目标与社会规律结合起来，是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
我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得到解释。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于我国今天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远不止以上所说，但仅仅这四个方面的思想，已经足以说明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之外是多么的不恰当了。
理论来自实践，理论又要指导实践。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因为它落在生活实践的后面，无视实践的要求，不能对现实生活的紧迫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囿于重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重复实事求是的一般号召，必须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在现实问题中“求是”的努力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创建能够回答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所面临重大问题的新理论。它不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否定，但它一定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结合。深入挖掘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实现这种结合，在新阶段再次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关系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注释：
①邓小平也有改革是系统工程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②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此作了反复说明。
③近年来儒学思想的盛行，各种宗教影响的扩大，甚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的不断升温，都在提醒我们，人们在现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不到解决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案。
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它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1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
⑤本文作者的观点参看安启念：《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马克思与人道主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
⑥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从德国迁居巴黎前后的马克思，思想变化有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