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作者：杨金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到中国将近1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将近100年。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研究中国问题的，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1]。《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就是这些论述的集成，于2015年12月出版了新版。认真学习这些论述，对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版本由来及其文献写作背景
（一）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版本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迄今有5个中文版本。
第一个是1937年版本，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内容分为三篇。第一、三篇的题目分别是《古代东方的特点与中国》和《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这两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和中国的论述摘录。第二篇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的论文》，主要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到1862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及《维也纳新闻》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论文，这部分是该书的主体。这个版本是由当时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后改为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选编并翻译成中文的。该版本首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编辑成书，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它也存在明显不足，正如书前边《译者的话》所说，当时“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因为缺乏中文参考书，无法找到书中所引证的一切文件原文，所以有几条引证，只得译出大意”。[2]
第二个是1938年版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版本的重印本。虽为重印，但对其中的译文作了不少校订，弥补了原版的一些不足；且该版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此后再版多次，影响很大。解放前，曾被列为“干部必读”丛书（12种）之一。1953年11月再版时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个是1957年版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在解放社版本基础上修订的新版本。该版本除了将一、三两篇根据《资本论》等中译本及俄译本作了一些校订外，主要将第二篇论文部分作了较大补充和校订。一是根据端奈陶尔编、1951年伦敦出版的英文本《马克思论中国》（马恩这些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的）以及民主德国马恩列斯研究院编、1955年柏林出版的德文本《马克思论中国》作了全面校订；二是将马恩原来引用中文的地方，尽可能查明出处，改成中文原文或用加注说明，同时增加了译者注和英文本编者注；三是根据英文本补充了5篇论文（包括《划艇亚罗号事件》《巴麦尊内阁的失败》《俄国与中国》《毒面包案》《英国的政策》），使原来的17篇增加到22篇，其中马克思的19篇，恩格斯的3篇。[3]该版本于1961、1963年重印。
第四个是1997年版本，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在1957年版本基础上重新选编校订的新版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丛书之一出版。该版本改动较大，体例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入文章18篇（实际上也是22篇，包括“鸦片贸易”一、二，“新的对华战争”一、二、三、四）；第二部分是摘录，把原来的第一、三篇合并在了一起。该版本译文改动也较大，特别是把英文本编者加的题目改成了更合理的题目，如把“划艇亚罗号事件”改为“英中冲突”；把“俄国与中国”改为“俄国的对华贸易”；把“贸易与条约”改为“英中条约”等；摘录的题目和内容也作了较大调整，使有关论述收集更加全面。该版本所收文章和摘录尽可能采用当时的新译文，即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个别没有新译文的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译文。
第五个是2015年版本，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在1997年版本基础上重新精选和校订的新版本，作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丛书之一出版。该版本仍为两大部分，但有重要的修订、补充和完善。第一部分是“专题文章汇编”，收集文章18篇；第二部分是“重要论述辑录”，全面收录了马恩有关中国的论述。该版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写了一个很有分量的长篇“编者引言”，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本书的主要内容、核心观点，以及本书的编辑体例、版本特色等。在译文方面，该版本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2012年出版）的最新译文，并对个别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论述译文进行了重新审核和校订。因此，该版本是迄今所编译的内容最全面、译文最准确、资料最翔实、体例最规范、解读最深刻的一个版本，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权威教材。
（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处于遥远东方的中国？应当说，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同时，在东方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这个亚洲的代表从此进入了近代社会，即由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西方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狂飙突进，同时，社会矛盾剧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便应运而生。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作为最后一块巨大的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英国作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市场，于1840-1842年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又联合法国、美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样，中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也就成为西方包括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自己的理论时，已经关注到中国发生的事情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他们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特约通讯员，更加注意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于1853年到1862年间写了一系列专题文章。这些文章是作为通讯报道或社论发表的。与当时的西方媒体不同，这些报道真实客观、评论科学，全面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对华政策，同时报道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无能，科学分析了战争的性质，以及中国社会的历史、当时国情和未来走向，让世界人民了解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面目，也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使然。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要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理论，不仅需要了解欧洲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也需要了解东方社会的情况；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也需要研究其国际矛盾和危机。所以，当时中国问题进入他们的视野是必然的。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的历史、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西方入侵中国的真实情况，更想知道中国危机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以便为制定科学理论提供支撑。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研究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印度、俄国等，曾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在此之后，他们继续研究东方社会，特别是专门研究了俄国村社制度及其演变，目的是要解决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实际存在的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看，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恩格斯要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备，这就需要研究中国等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期望中国危机和中国革命能够引发西方革命，能够给亚洲乃至世界文明带来新的曙光。
二、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总看法，其中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关于中国的历史、19世纪国情、社会性质、中外关系、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还包括关于鸦片战争以及相关的文明转型、殖民主义、西方新闻报刊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一）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世纪中叶及其前后，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人不少，但多数人对中国特别是对鸦片战争等重大问题持有偏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侵略者立场上，要么站在自己利益立场上，包括站在狭隘民族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持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则始终站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同时，他们有着科学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特别是运用了“世界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能够对中国有关问题做出科学的阐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中叶的中国问题与世界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开宗明义，引用黑格尔“两极相联”的辩证观点，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当然，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照搬，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中国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了，因为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化，使得各民族在经济上联成一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不得不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天朝帝国万事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4]。而西方资本主义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也暴露出来，这就是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对外血腥开辟殖民地、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这必然要引发国内矛盾以及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约3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约1/3）、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必然要随之产生内外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由这些矛盾引发的中国革命也必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列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革命，特别是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科学的理论家，他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18、19世纪大西洋是中心一样，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会变成人口稠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的地区。“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5]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绝非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是追求人民幸福、人类解放，而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观或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为维护其利益和尊严而奔走呼号。他们歌颂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英雄气概，也褒扬中国政府中一些正直官员面对侵略者的正义抗争，而贬斥、揭露侵略者的言论和行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历史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亦即科学标准和人文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事件的。他们是真正的历史代言人、正义伸张者。因此，他们能够对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科学公正的历史评价、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
（二） 关于中国的历史、当时国情和未来走向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以巨大贡献。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恩格斯也说，“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光辉历史意义”[7]。恩格斯还说，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在7世纪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8]。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过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明，如发明了火炮、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9]所有这些，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从18世纪开始，英国人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人口一直占据世界之首，经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白银大国。马克思说，“从17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10]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中国国力逐渐下降。从1931年开始，欧洲对亚洲的贸易顺差出现。马克思这样写道，“对亚洲的输入在1697年不到英国出口总额的1/52，而1822年已经达到约1/14，1830年达到1/9，1842年达到1/5强”。“在1842年，现代贸易史上第一次真的发生了白银大量从亚洲运往欧洲的事情。”[11]
中国之所以衰落，直接原因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马克思指出，“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突出的转折。”[12]
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上时代潮流。16世纪以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农业经济逐步转变为工业经济，从民族性的封闭发展逐步转变为世界性的开放发展，从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句话，从古代文明逐步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从而，人类社会的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农村逐步从属于城市、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业文明的国家逐步从属于工业文明国家、东方逐步从属于西方。[13]
中国社会则由于闭关自守而停滞不前。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14]中国就像一块古代社会的活化石，社会基础长期停滞不动。经济上，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妨碍与世界经济交往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5]尽管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贸易大国，但由于经济结构落后，最终必然被先进的工业经济所打垮。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经济抵触新的工业经济，而且“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6]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而“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而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17]与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相一致，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国的皇帝及其周围的大官们常常“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而中国百姓常常保守落后、性情柔弱、过于节俭，宁愿库藏金银也不愿购买国外新产品。因此，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已经成为“腐朽的”、“半文明”的国家，统治者必然“丧失统治权”，而其人民也似乎必然要被西方的鸦片所麻醉，然后才能“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18]
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不得不被卷进西方领导的工业文明中来，使得传统社会解体。[19]西方列强不仅实施炮舰政策使得中国割地赔款，用廉价商品占领中国市场，还对中国官员加以贿赂，进行非法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于是，造成了中国的金银外流、财政减少、行政机关腐化以及对百姓的税收增加等。马克思说，“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结果必然是传统社会解体。[20]
英国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造成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巨大的、令人吃惊的破坏，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另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并迫使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打破全盘排外意识，接受新的思想，使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最后必然引起人民革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侵略印度的结果时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1]。英国等侵略中国的结果也是如此。恩格斯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则造成“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完全崩溃。[22]
中国革命的动力最终来自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已经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它不仅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3]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例如，太平军具有宗教色彩，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而只想改朝换代；只知道破化，不知道建设；只会勇敢战斗，而害怕群众；军纪不严，招收流氓无产者参军，采用引起恐惧战术，给人以凶神恶煞的印象等。这些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4]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恩格斯分析道，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民众还“保持平静”，对战争漠不关心，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反抗外敌的情绪就空前高涨，“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25]。
中国社会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包括铁路、轮船、电报等新的交通联络工具，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恩格斯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26]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级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且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他们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27]
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28]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9]。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三）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他们在宏观分析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对当时的鸦片战争及其影响作了深入研究。这些分析判断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或启示意义。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英军在战争中“自始至终大发兽性”。他们是“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在战争中，中国人民“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英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寻找的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30]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两次鸦片战争都起因于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非法鸦片贸易，其直接目的是要掠夺中国财富。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用大量材料对此作了仔细分析。如1767年以前，输入中国的鸦片不到200箱，而1800年，一年就达2000箱；1837年则达39000箱，价值2500万美元；1856年输入的鸦片价值达3500万美元，英印政府从中获得2500万美元的收入，是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31]
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要抢占世界市场，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同时，转移国内外矛盾。进入19世纪40年代之后，英国工业突飞猛进，成为世界工厂。与此相应，其国内劳资矛盾突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发生。同时，英国与后起的法国、美国等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的国际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大国家，也是当时最大的农业经济大国，必然要成为英国等列强争夺的最后一块巨大世界市场。而中国坚固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顽固的封建制度，以及人民的勤劳、节俭风尚等，对西方经济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所以，英国不惜采取炮舰政策，于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掠去大量财富，中国作为白银大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与英国的贸易逆差形成。但是又过了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势头稍好一些，1856中国茶叶出口增加63%，丝出口增加218%，又开始吸收白银，加之印度也开始实行银本位制，白银又开始大量向亚洲流动。英国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马克思断定，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就会发生，并将比以前的影响更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管英国采取什么借口，它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必然的，因为战争能够使资产阶级政府和投机商人欺骗国内外人民，“从而实现他们所设想的‘民族光荣’和‘商业利益’”。[32]马克思用大量材料证明，英国政府是鸦片战争的总后台，其内阁首相帕麦斯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亲手策划者。
关于中国反对侵略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抗英国等列强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高度赞扬。当时很多英国人及其报刊污蔑中国人违背条约，野蛮无理，包括在战争中使用不规则的战术等。马克思则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3]。恩格斯也说，“中国人发起”的反抗侵略战争是“全民战争”，“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34]恩格斯还称赞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聪明智慧。他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军事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35]马克思恩格斯还肯定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抗侵略者的正义做法。马克思说，按照西方所谓“文明”的逻辑，中国政府本可以从鸦片贸易中通过收税而谋取暴利，但是“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并“把吸食鸦片当作邪教一样来取缔”。[36]在处理中英矛盾时，英国人总是对中国人进行“斥责”、“攻击”，“态度蛮横，大肆恫吓”，而所谓“野蛮的”中国官员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对英国人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37]
关于鸦片战争的结果。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英中由此订立了1842年南京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马克思说，这两个条约都是英国人“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38]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向中国勒索到大宗白银”，即“420万英镑，其中120万英镑赔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300万英镑赔偿军费”，且“外加香港”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赔偿英国人1334000英镑。[39]。所不同的是，法国、美国、俄国都不同程度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858年中俄、中美、中法天津条约。特别是俄国捞到的好处最多[40]。这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也引发了列强之间的矛盾。
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马克思指出，“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41]所以列强争夺世界市场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当然，这要由英国等内部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信号。恩格斯晚年也预言世界大战将爆发。实践证明这些预言是正确的。列宁后来提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著名论断，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战争引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鸦片战争引发了中国内部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必将引发西方社会危机，从而引发或加速西方社会的政治革命。
关于西方媒体的本质问题。马克思说，“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的往来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42]但英国报纸对英国人的行为“讳莫如深”，它们向读者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在那里，“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43]《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每日电讯》等著名报刊，不仅隐瞒事实，还篡改事实，自打嘴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所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的，西方新闻媒体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言人，“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44]
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所蕴含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乃至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或启示价值。这里只讲主要几点。
一是在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时，要坚持人民主体立场和“世界历史”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替劳动人民说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本质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公正看待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要能够科学客观地分析问题，时刻把握世界潮流，看清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19世纪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根本原因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世界的变化浑然不知，当然也就不可能跟上世界潮流。今天的时代与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潮流总趋势没有变。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但又正在并将继续被社会主义所逐步取代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指出的文明形态和世界格局大转型之中。所以，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要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二是要始终把中国发展放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来看待，学会用系统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整个世界格局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并由此导致农业文明国家从属于工业文明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同时，他们做出了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我们要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性质、特点以及未来走向，就要弄清中国今天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别要弄清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发展水平，还应当弄清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应当说，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也已经初见端倪，中国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之中，加之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的到来，中国要同时完成多重文明转化，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三是要学会从经济结构演变规律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不能满足于经济总量较高而忽视经济质量的提升。如上所述，尽管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经济和贸易大国，但由于经济结构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最终必然被西方先进的工业经济所打垮。这一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苏联后来为什么垮台？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一点也是经济结构落后，例如把赶英超美的指标长期确定为传统工业的钢铁、煤炭产量等，再则长期片面注重发展重工业，严重影响了民生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我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已经较大，但经济质量还较低，根本原因也是创新型产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所以应当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加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同时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方可在新的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四是要善于主动学习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既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要反对亚洲中心主义，更不能搞狭隘民族主义。马克思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两重性的分析启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资本扩张的逻辑所决定的。一个民族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时特别强调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国是典型的东方落后国家，为摔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一百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世界文明成果，但还不够，今天还须继续主动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交换体系以及体制机制等。当然，也要根据中国国情来学习，不能盲目照抄照搬，更不允许“文明贩子”们强迫我们接受所谓的新文明和“普适价值”。
五是要时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以及新兴经济国家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等列强当时为了自己的“民族光荣”和“商业利益”，寻找“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来的西方强国对落后国家发动的战争不也是如此吗？现在世界格局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西方大国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它们同样会找各种借口来制造麻烦，甚至不惜发动新的战争，来达到它们的目的。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醒，同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六是要善于运用新闻媒体扩大我们的话语权，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等西方列强十分重视利用新闻报刊为其服务，今天仍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的西方媒体的资产阶级本质不会变。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要在加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软实力，学会运用新闻媒体特别是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来发出正义的呼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让人类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和谐、美好。
注释：
[1] 参见韦建桦：《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答青年朋友》，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译者于1937年4月写的《译者的话》。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二版》，载《读书月报》1957年5月23日“新书书评”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书后的《出版者说明》。
[4]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275-276页；《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6]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卷，第200页。
[7]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221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94页；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9、152、158、164、167、168页。
[10]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1]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页。
[12]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36页。
[14]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15] 马克思：《对华贸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1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682-683页。
[17]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4、113、114、137、60、6、7页。
[19]恩格斯：《1847年11月30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132页。
[20]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86页。
[2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23]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24]马克思：《中国记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5页。
[25]恩格斯：《波斯与中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6页。
[26]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页；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17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76-278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28]恩格斯：《波斯与中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29]恩格斯：《致左格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655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30]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3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3页。
[32]马克思：《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3]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34]恩格斯：《波斯和中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65页。
[35]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36]马克思：《鸦片贸易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37]马克思：《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38]马克思：《英中条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39]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40]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41]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42] 马克思：《英中冲突》，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43]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44] 马克思：《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