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 郝振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的党有今天，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中华民族有今天，都和长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征的胜利已经载入民族史册；长征的精神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要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要克服一切艰难阻挠而不被艰难险阻所阻拦”的英雄气概；长征的历史已经成为红色文化最重要的板块，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基因。我们应该永远地纪念它。 

　　这种纪念还意味着对长征知识的补充和积累，意味着对长征精神更深度地把握和更科学地弘扬。虽然我们一直在纪念长征，但是很多人关于长征的知识并不很完整，甚至不很准确。学习关于长征的知识，准确地了解长征的一些历史事件，对弘扬长征精神、汲取长征智慧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可以阅读一些关于长征历史的书籍，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各出版社纷纷推出系列相关著作，中共党史出版社最新修订的《红军长征史》就真实还原了红军在1934年至1936年间进行战略大转移的艰辛历程、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艰苦斗争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历史，是一部具有较高质量的记载叙述红军长征历史的著作。 

　　1934年4月，国民党集结11个师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进攻，广昌失守，中央红军陷入被动，于是向西突围，就此开始长征。可见，长征其实是一次被迫性的战略转移，主要的特征是被迫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率先开始了战略性转移，到了四川才正式在文件里面讲到长征。据考证，这个提法可能也是受唐朝诗人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影响。 

　　长征一共有四支部队，红一方面军长征离开了中央苏区，行程近二万五千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得比较少；红四方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走了一万里，最后到达会宁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转了一大圈，一直转到云南昆明。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冲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最终到达陕甘。从长征的实际进程来看，呈现给红军的是敌人的围追堵截、轰炸杀戮、置其于死地的残酷，其中过草地的7天，是长征史上最艰苦的时候，没有医疗、缺粮、宿营环境恶劣，一万余红军因饥饿、疾病而牺牲。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红军官兵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超出生命极限的坚韧性，这种坚韧性，实际上是一种意志的力量、信念的力量。红军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是崇尚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处于饥寒交迫状况的工农战士。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要解放社会必须要解放劳苦大众；作为工农官兵，他们以解放自己为目标，但还意识到只有解放全中国才能够解放自己。这种信念和理念的融合使他们处在一个精神的制高点上，而这种精神的制高点又使红军站在一个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 

　　红军在长征中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到陕北后则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柳暗花明”。三大主力会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军委主席团，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红军胜利的原因来看，除了红军官兵超乎想象的坚韧性之外，还有党和红军领袖集团自我治愈、自我纠正、运筹帷幄的成熟性。在左倾路线下，红军官兵照样不怕牺牲，但是为什么不能取胜呢?当时还缺乏一个成熟的领袖集团。所以，红军领袖们对付的不只是蒋介石集团斩尽杀绝的凶残，而且面临党和红军内部斗争影响到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极端危险性。担架上的“密谋”、遵义会议的改弦更张、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左右路军的分设，包括博古的坦荡，当然更有毛泽东的文韬武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优秀领袖集体的智慧和意志，最终促成了长征胜利的必然性。 

　　从形成的长征精神和沉淀下来的长征智慧来看，长征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长征精神最早是通过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上弘扬的，他认为长征精神是人类的壮举。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正好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当时他还专门向长征英雄致敬，认为这是一次“人类意志极限挑战”的英雄行动，所谓意志也就是共产党人所讲的革命精神，靠艰苦奋斗和群众路线，共产党才建设了一个新中国。不管对红军有什么看法，但，不能不承认长征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的事情。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1981年曾带着家人走了一段长征路，他原来不相信关于“强渡大渡河”的描述，结果亲历现场时，他感觉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就能看出，长征精神和长征智慧的这种永恒性和超越性。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六盘山视察时，曾说过“长征还在路上”，就是讲长征精神和长征智慧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和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和鼓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推力和支撑。现在崛起的中国更加开放，更加面向世界，这是我们后人继承革命传统最有力的保障。中国梦，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相信，在长征精神与长征智慧的激励与鼓舞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