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过往的岁月中，有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因而有着特别的意义。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就是这样的事件。作为长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前后用了28年时间，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恰好位于这段时间的中点上，客观地折射出红军长征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如今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不只是要缅怀和感叹红军将士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更重要的，是从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为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提供前进的精神动力。 

　　启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红军长征是在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战略转移。主力红军被迫脱离根据地，踏上充满艰辛的遥迢征程。前进路上，不但有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死缠烂打，还有数不清的高山大川、激流险关和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然而，千难万险阻挡不住英勇红军前进的脚步。长距离的跋涉征战，惨重的伤亡减员，严峻的生死考验，经历了所有困苦劫难，红军依然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个坚强整体，使中央的决策和命令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决策。党中央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朱德总司令掷地有声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党的领导作用不仅表现在军队内部关系上，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还表现在党以正确的政治主张影响全国民众上。在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愈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红军行经之处，坚持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各族群众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爱戴和支持，用各种方式向红军提供帮助。归根结底，“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启示之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中共成立到长征前期的十多年里，党的主要领导者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必须由中国同志来解决这样一个道理，而是事事听命于共产国际，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使得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惨痛的教训促使一些领导人进行反思并觉醒，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首先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批判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所犯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红军反“围剿”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作战指挥原则，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路线。反映在军事战略上，红军一改原先机械地拘执于某个固定的方向或战法，而是一切以时间、地点、作战条件为转移，扬长避短，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在运动中摆脱敌人和消灭敌人。党中央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高原纵横驰骋，声东击西，虚实相间，打破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对于进军方向的选择，始终着眼于粉碎敌人的“追剿”，建立新的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争取时机转入反攻。反映在政治策略上，适时实行从国内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制定对日作战的方针和策略。长征还在进行当中，中共敏锐把握国内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积极开展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反映在党的建设上，党内生活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健全，全党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意识，这标志着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

　　启示之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长征胜利的内在动力。红军是在党绝对领导下为工农大众解放而战斗的人民军队。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无论长征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需要付出多么重大的牺牲，都无法动摇他们的钢铁般意志。亲历长征的徐向前元帅说：“红军长征的精神力量，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来源于党的经常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红军的万里征途孕育了以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核心的长征精神，伟大精神赋予红军将士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力量，造就了光映千秋的人间奇迹。红军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兵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湘江战役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后拧断肠子，宁死不当俘虏。遵义城战斗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抵近侦察，喋血红花岗上。土城战斗朱德总司令亲上火线，毛泽东率众列队为战友壮行。战士们豪迈地说：过雪山我们是顶天立地，过草地我们是铺天盖地，我们不愧为天地的主人！为时两年的长征，红军长驱数万公里，纵横14省，经历600余次战役战斗，歼灭和击溃数百个团的敌人。当女儿问邓小平的长征经历时，他只回答了“跟到走”（《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三个字，朴素的言辞表达的正是信念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红军官兵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道路虽然曲折，革命事业必定成功。长征后的党和红军，人数虽然大大减少，却“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理想旗帜高扬，信念薪火不灭。长征精神就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这座矗立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丰碑，是红军将士用年轻的血肉之躯构筑起来的。今天的中国与8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长征带来的珍贵启示是永恒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之一，将继续激励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攻坚克难，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