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击“特区”到“经济特区”

　　要理解就任新职位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就需要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邓小平”这一名字相连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由一批党的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共同制定和实施的。他们参加过长征，曾在日本侵略、汪伪投降、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建立“特区”和“革命根据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陕甘宁特区的领导，后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人。习仲勋所负责的地区是当时既安全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少数地区之一，这里有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延安。 

　　被罢黜16年后，习仲勋于1978年被平反，并受中央委托到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整顿秩序。这是一个毗邻原英国殖民地香港和原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省份。在这个地区调研时，这位老革命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作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广州居民的收入仅仅占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通过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逃往香港，甚至不惜溺死在界河中。 

　　在回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习仲勋建议不要建造“香港墙”，而是相反，要缩小广东与香港的生活水平差距。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广东经济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吸引各类投资。北京领导层对该计划的反应十分谨慎，但邓小平最终让这位自己的老战友在与港澳毗邻地区进行改革试点。“我们就称它们为‘特区’吧，你的陕甘宁边区一开始也是称为‘特区’的”，邓小平说道，并补充说，无法给这个大胆计划划拨资金，他会给相应的政策。因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与港澳毗邻）、广东东部的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 

　　在1985年6月习近平到达厦门经济特区前，这里已经做了许多大事，但这位充满活力、大胆创新的领导人还想做更多的事。此时，习近平首次表现出了做长期规划的意愿，领导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主导协调解决了计划单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1994年厦门市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升至“副省级”，这个级别的城市共有15个，享有特殊优惠政策，国务院直接解决其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中的问题。 

　　福建省尤其是厦门市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两千多年以来，福建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中心，还是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中国人（即华侨）的移民之源。据估计，南洋3000万华侨中800万来自福建。把厦门定为第四个经济特区也是考虑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们的资金和经验，这一考量是正确的。在外富裕起来、讲着闽南语和客家话（广泛分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南洋其他国家的一种方言）的福建人，陆续返回自己祖居的城市和村庄。大多数福建移民还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狭窄的海峡将两岸隔开。海外华侨最初出于爱国主义情怀、对不断发展的祖国的自豪感和对祖辈土地的热爱，回乡兴建学校、寺庙、医院和道路。但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商机，开始筹建一些小工厂和贸易公司。随着中小商人之后，资金雄厚的银行、大型制造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落地，大商人也来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沿海四省的发展速度开始比中国其他地区快。 

　　一部分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仍然过得很穷。1988年，习近平被从富裕的厦门调到福建省北部非常落后的宁德山区工作。 

新的任命，新的考验

　　习近平曾在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沿海城市厦门工作过3年。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与“海外华侨”打交道的好处和问题，深入了解复杂的对台关系。也正是在厦门，他于1987年9月与业已成名的歌唱家彭丽媛结婚。他们没有去度“蜜月”，而是只在一起度过了短短4天的“蜜日”。彭丽媛有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她是一位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的歌唱家，时而在北京参加比赛，时而去加拿大、美国等地巡演。 

　　习近平心甘情愿去了穷乡僻壤。他考察宁德的山村，与百姓交流，调研这个自己所负责的中国偏僻角落。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福建省内，宁德竟然还是全国最贫困的18个地区之一。一些村庄甚至没有通公路，习近平前往这些地方只能徒步穿行在泥泞的道路上。即使通了路的，同样也是一种考验。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习近平背疼得连下车都困难。 

　　要与当地人找到“共同语言”并不容易。当地居民讲闽南方言，而新来的书记讲的是中国最通用的语言，即普通话。习近平还会说陕西方言，这是在他父母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下放期间当地所说的方言。办实事比说话更重要。在宁德的村落里，几千户贫困农民世代居住的茅舍得以重建，多少年来一直以船为家的渔民也住进了结实的新居。 

　　在宁德工作的3年间，习近平提出了“下基层”的口号，开始建立新的党群互动关系机制。他要求党内下属干部直接接待百姓投诉和信访，经常关注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定期发动“头脑风暴”，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宁德，他开始制定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斗争的规章，在审查违反建设规定和国有房屋分配规则的案件时，习近平严厉批评地方党委和其他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你怕得罪谁？几千名官员还是几百万老百姓？”在他领导宁德的3年里，共审判了400多名腐败干部，深入调查了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 

　　1990年，习近平晋升为福建省会福州市的市委书记，他又回到了大城市。福州是化工、纸浆和造纸、食品加工、印刷、纺织等行业的重要中心。早在1984年，福州就已是“开放城市”，这使它更容易吸引大量外资。省城人口700万，是厦门的两倍。总之，这里可以让人一展才华，而习近平也的确得以大显身手。 

　　1992年，在习近平倡议下通过了“福州3820工程”，该计划提出未来3年、8年和20年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按时实现了。由中国汽车、电子、铝业重要生产商参与的几个超大型项目成功实施，城市新型现代工业基地得以建立。12个大中型国企获党的领导批准，允许吸引外资。习近平一直都在与党政阶层中的官僚作斗争。福州通过了更易吸引台商投资的《加快行政审批流程的章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台湾被视为中国的一个省，台商不是外国人），然后着手制定了《有关福州居民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使台湾、大陆和外国的企业家更容易开展工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1993年，习近平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同时，兼任福建省常委、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9年，他又晋升一级，担任福建省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次年，习近平的行政职务中去掉了“代”字，成了福建省省长。从初到福建省任职，至此已有15年时间，此时这里已是富饶发达之地。在此期间，他在“首批经济特区之一”的古城厦门工作了几年，在落后的宁德地区工作了几年，又在省会福州工作了几年。习近平按照自己特有的习惯跑遍了福建的各个角落，了解了福建的优势和劣势，并孕育了新的计划。 

治国从福建开始

　　福建有3700万居民、1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6万平方公里的水域，有着几千年丰富的历史、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港口，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隔海相望。便利的港口和发达的海路交通将它与东南亚诸国、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这一海路是保存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有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有种植着名贵品种茶叶的茶园，其中包括著名的“乌龙茶”；还有保存完好的寺庙、佛塔和园林以及独特的方言等等。这么多的财富和奇珍异宝对于欧洲、亚洲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但对福建而言，在改革开放12年后仍面临不少问题。因此，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后，便立刻着手组建了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用官方语言可称为“指挥部”，但它摆脱了官僚的束缚，可全权处理具体问题。“头脑风暴”的结果是在第一年内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40%。 

　　习近平执政福建期间制定了全国首部“政务公开实施条例”，要求在所有城市、区及镇政府机关推行政务公开原则，推广鼓励公务员遵循新方针的赏罚制度，并建立公众投诉中心，听取群众意见。福建在全国最早启动有关保障食品生态安全的工作和“放心食品”的品牌体系建设。依托自己的新职位，习近平加快了“数字化福建”规划的实施。该规划是他在1999年提出的。在接下来的10余年间，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扩大并覆盖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产，从行政事务到市政服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附录中说：“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关于习近平在福建所取得的政绩，跟我交谈的中国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是建立“生态天堂”。福建是中国唯一一个水、空气和环境质量总体评定为优的省份。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并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积极分子，但他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建设“生态福建”的战略构想，并亲自监督实施。“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习近平常说的一段话。 

　　管理福建需要制订长期规划，需要处理许多日常棘手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年轻的领导人从事科研工作。1998年，习近平还报名参加了母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在职学习，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于2002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00年2月，习近平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明义一起被召至首都，就“远华”集团案向江泽民主席、胡锦涛副主席、朱镕基总理和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做出解释。“远华”案涉及走私及其他非法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与建在厦门的88层摩天大楼有关。这起案件成为沿海省份发展迅速却偶尔失控时期的一起最大丑闻。除当事人被绳之以法外，还有数百名不同级别的官员纷纷落马。福建省高层并没有被牵连到这件丑闻案中或受到不良影响，而且国家领导人对这位来自福建的党的后起之秀非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