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注重传统，遵循各类不同的惯例。在历次党代会后的三中全会上，通过有关国家重要问题的决议，是党的一项惯例。在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上，一般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对其他一些党内问题作出决定，这一惯例形成于邓小平时代。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巩固了对“文化大革命”激进势力的胜利，而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则是在次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总设计师”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各召开了两次党代会，相应地他们也都是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有关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些问题即便不是“生死攸关”，至少也相当重要。
中国社会把大部分希望都集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于2013年11月召开，距中共十八大已有一年时间。在这12个月里，习近平很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想，确定了中华民族到2021年和2049年的战略发展方向。
最英明的构想也有可能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习近平开始执政时所面临的各种条件不容乐观。经济发展速度持续放缓，各部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大城市的经济压力较大，农村的社会问题突出。美国及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庸国加强了对华遏制。习近平不得不面临着要同时解决这些乃至更多问题的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用毛泽东的话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习近平将经济确定为主要矛盾。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就是主要议题。
不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引用邓小平“死路一条”的话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危言耸听。虽然在别人看来，中国及其执政党不断取得成功，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同样严峻。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让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对当前问题作了详尽分析：“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口令——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说起来很容易。苏联也曾有人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操着可笑的口吻一直嚷嚷着：“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直至完全摧毁了国家经济，搞垮了执政党，葬送了强大的国家，他本人也丢掉了权力，开始给汉堡包做广告。中国非常看重这一“反面教材”，从中吸取教训，反其道而为之。
1989年，一些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部下建议效仿苏联模式，将政治改革这架“大车”置于经济这匹“马”前，邓小平对此予以否定。他不允许其他人破坏自己最重要的“发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这一“发明”已保障了中国10年的迅猛发展。它一方面凭借市场的力量，扶持起“关键的大多数（中小经济主体）”；另一方面依靠国有经济成分，发挥其巨大潜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非常迅猛，党通过发挥管理和调控职能，使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不时在党代会和全会的决议中通过一些管理决定，对体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整。
在201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以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毅然决定重新调整“中国经济”这座核电站的计量设备。他亲自主抓核反应堆的大修工作。
当前，反应堆所装燃料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国有工业巨头、垄断金融行业、大型企业对GDP的贡献率约占一半，私营企业占1/4，剩余份额为中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仅国资委控制下的超大型企业和银行就有120余家。在《财富》杂志排行榜上，中国有43家企业入围世界公司500强，3家企业进入前10名：中石化高居第四，中石油居第五，国家电网居第七。国有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40%～50%，但是他们2012年的纯利润却只有6%，如果刨除10家最盈利的企业以及政府补贴的话，那么这一指标将会降到2.6%。几十万家国有企业规模更小、管理更差、盈利更少。
尽管有大量国库预算资金投入，有优惠税收政策，还有其他一些刺激措施，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持续降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北京决定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些资金首先被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速公路、铁路、新机场和其他一些项目遍布全中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并无实际需求的高楼大厦和空置的住宅楼，即众所周知的“鬼城”。
在国有企业受到过度资助且日益低效的同时，私营经济却展现出奇迹般的活力，尽管它们没有机会获得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原料和能源补贴，且经受着各种行政和税收压力。让中国经济“重生”，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构想，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决议。
从此市场起决定作用
习近平在全会上是这样阐述主要任务的：“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中外媒体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论点，专家们也在专业期刊中对此加以评论。“这指的是从根本上拓展和强化市场规律对经济的作用”，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雅·米·别尔格尔在《远东问题》杂志中这样写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是全会决议的核心，也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因素”。
党政机关、地方政府、企业家的态度转变，是其中的“主要环节”。抓住了主要环节，就抓住了“整个链条”。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互交织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中国社会最大、最迫切的问题：社会公平。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多次真诚地提到了这一话题，并引用孔子的话和一些民间俗语。很明显，这位经历过各种考验才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国家领导人已意识到社会公平问题的尖锐性。习近平在援引邓小平“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话时，不就指的是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可能引发不良后果吗？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背景下，“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这位中国共产党核心人物这样强调。
针对党内那些认为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伴有社会不公的人，习近平在全会上表示，“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全会结束，改革继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结构变化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未来会更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改善普通百姓生活条件。执政党的政治决定是通过政府实际举措体现出来的。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近300项不同的任务，涵盖了方方面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几项最重要成果值得关注。
让农民拥有土地。自2015年起，国家开始依据家庭承包，给农民分发关于有权长期使用土地的证明（尽管土地最终所有权归国家）。这一措施能避免地方政府为增加地方经费或以个人牟利为目的，肆意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并将其转卖给富人和建筑商，从而有效保障了农民权益。农民可以不通过中介自行将土地使用权转卖他人，从而有更多机会筹措足够资金，搬到城市居住。
加快人员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也是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中国改革者致力于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内需以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当然，城市管理者也担心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会产生一系列后果，如给社会基础设施带来额外压力，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等。
让家庭拥有不止一个孩子。中国开始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过去30年间，中国有着严格的人口政策，一个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该政策在拥有1亿人口的少数民族中没有推广）。这一政策执行至今，中国如今有1.4亿独生子女，一个负面影响是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失衡。2012年中国新生儿中男女比例为117.7∶100，远高于国际标准。如今，只要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译者注）。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的出生率必须达到2.1%才能保持人口更新换代；而在中国，这一数据仅为1.6%。由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政策的弱化，出生率有望达到1.7%至1.8%。
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建立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运行机制，使决策过程有科学依据，执行过程有效落实，且受到严格监督。目前正采取一整套措施来解决这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最重要问题。例如，“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劳教制度使得各级官员不通过法院审判就能将“扰乱社会治安者”投进劳教所，其中也包括那些被官员侵占了土地的农民。同时开始建立行为规范，更加严格地监督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提高其落实决议的责任感。
中国扩大了“党的监督”机关中纪委的职权，其代表如今可以进入“管理中心”，也就是最高层。针对官僚机构不断臃肿、企图达到不受监督和拥有无限权力等情况，中纪委也将采取系统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类经济活动的行政审批手续，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都进行权责下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给政府下达了如下改革任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就业和劳动力资源再培训体制，简化创业手续，建立更稳固的社会保障体制，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等。
习近平“不是发怒，而是专注”
尽管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重要性而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但仍有一些专家认为，习近平没能实现在其领导下制定的在经济领域激烈改革的“最高纲领”。会前所说的“通过推行史无前例的改革，以带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深刻变革”并未出现。
然而用俄罗斯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在克里米亚战败后的一句话说，“不是发怒，而是专注”，习近平正专注于实施自己的纲领。他决定采取一系列创新性手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2013年，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开始积极开展工作。该小组的组长由习近平亲自担任，副组长由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三位担任。领导小组的地位实际高于中央和政府的部分下属分支机构，其成员中还有一些学者和管理人士，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成立在党章和宪法中没有写明的领导小组，是习近平为克服那些或明或暗的改革阻力、凝聚知识界和管理层而采取的一项举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解放军报》发文承认，推进改革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它们通过对地方权力和国民经济的控制谋利。
“最高纲领”最大的阻力似乎正是来自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领导，习近平所推进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步伐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与这些利益集团有关的亲属和那些有腐败行为的党、政府、安全机关和部队的领导人，也都属于沉默的反对派。习近平很快把言语变成了行动。
2013年9月，蒋洁敏被逮捕。他是有着超级影响力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此前他曾领导了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中石油集团。蒋与紧随其后的中石油4位高管被捕，意味着“自然垄断”特权的终止。这种“自然垄断”类似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储蓄银行、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等等。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习近平及其志同道合者对那些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的党政官僚阶层的大规模进攻。这次全会于2014年10月召开，距三中全会召开过了约一年的时间。大会主题是建设法治国家，包括与腐败作斗争的问题。习近平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反腐的范围：从小规模盗用国有资产的“苍蝇”到贪污上亿资金的“老虎”。
“周永康案件”体现了中央反腐的力度与决心。2012年11月，即中共十八大结束前，周永康是中共中央九名常委之一，代表党管理着中国安全机构和司法行政体系。“党的纪律监察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与许多高官的腐败犯罪有关，他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与周永康相关的其他“老虎”案件还有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中石油高管以及令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