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协作新阶段

　　普京与习近平利用卓有成效的“面对面”机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确立了共同的立场。像通常一样，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单独会晤时达成的。在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换意见后，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名称很低调的《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文件的国际法形式非常低调，只称“声明”，但就其内容和影响而言，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协议。 

　　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文件一开头就宣布：“在双方共同坚定努力下，中俄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双方将保持和深化高层战略互信对话，提高现有双边政府、议会、部门和地方间合作机制效率，必要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确保全面快速发展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取得更大成果，进一步密切协调外交行动。这有助于中俄各自国内大规模经济改革顺利推进，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以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请注意《声明》中的一些措辞，如“协作新阶段”“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等。 

　　下面还有更有分量的表述：“在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双方都反对任何干涉一国内政的企图和做法，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充分尊重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维护本国历史、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权利。” 

意识形态协作新阶段

　　《声明》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两国在“软实力”领域进行协作。西方在这方面积极主动，暂时比俄罗斯和中国做得有效。“双方强调，应当尊重各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自主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发展道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放弃单边制裁，以及策划、支持、资助或鼓励更改他国宪法制度或吸收他国加入某一多边集团或联盟的行为，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地区及全球和平与安全，化解危机和争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乌克兰的例子让北京再次看到来自外国非政府组织资金援助的威力，它们奉行另一种传统文明的“普世价值”，利用边缘化贫困居民团体来影响中心地区的稳定。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中国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不仅要把新疆、西藏的分裂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且要减少西方影视对民众的影响，并在中小学和高校中压缩英语教学。北京不仅详细研究苏联最后几年的负面经验和把民族共和国从统一国家“推出去”的教训，同时也关注当今俄罗斯产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潮流。俄罗斯则注重研究中国的经验。 

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如果把这个题目定义在物质层面的话，那么俄中两国的经贸合作近两三年一直在原地踏步，近几年的贸易额都没有达到900亿美元，只是在2014年超过了900亿美元，达到940亿美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似乎是，对解决长期积累的、小团体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问题缺乏系统的、国家层面的措施。需要在高层解决问题，两国领导人在上海做了这项工作，已经很清楚，事情不仅限于实施“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 

　　在“习普会”（中国人对习近平和普京会晤的缩略说法）的基础上将签署和实施其他合作大项目，如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和欧洲部分、中国和第三国。在这方面不仅包括被普京总统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还包括中国参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些项目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国石化与西伯利亚—乌拉尔油气化工股份公司在上海合作建设橡胶厂项目，“俄罗斯水利公司”参与在中国境内开展的建厂项目，中国能源企业参与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实施的发电站改造项目、太阳能项目等。 

　　从在上海签署的文件来看，在中亚和东欧地区还将有许多事可做，“俄罗斯认为中国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事业中起到的倡导性作用非常重要”，“俄中两国将继续寻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正在建设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契合点。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两国将深化政府职能部门间合作，包括在相应地区合作实施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快速建立从中国东海岸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运输走廊，将中国商品顺利运往欧洲、中东和非洲，而无须途经美国人掌控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 

　　严谨的西方评论家立即理解了习普上海会晤的影响。美国《华盛顿邮报》权威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将习普会谈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相比：“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战略谋划，世界地缘政治急剧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现在普京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代表着世界反民主专制集团的新核心，它们在反抗冷战后西方世界对其强加的条件。在柏林墙倒塌后，俄中伙伴关系的发展象征着出现了首个反美国霸权主义全球性联盟。” 

　　在“上海突破”后，普京和习近平继续沿着提升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之路前行，时而大踏步前进，时而跳跃式前行。两人利用新的会晤和会谈不仅讨论双边协作的最佳方式，甚至也讨论建立让世界摆脱美元霸权的金融体系。掌控着中国庞大金融资源的习近平，在这一方案中起主要作用，普京则让自己的国家充当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反对霸权的先锋队，“向我开炮”，支持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 

银行、基金和其他重要的事

　　上海会晤两个月之后，普京和习近平再次讨论当前和未来的问题，这次是在巴西的福塔莱萨。像通常一样，我们是稍后才得知双方互信交流成果的，那时这些口头协议变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合作项目、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但7月15-16日福塔莱萨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了一个此前达成的协议，签署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的文件。 

　　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多边发展银行之一，资本为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上海。政论家们很快发现，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作为美国金融霸权主要支柱的世界银行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时也提出，应急储备暂时尚不能与“美元帝国”的另一个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提并论。金砖国家应急储备规模也是1000亿美元，尚未拟定章程和设立总部，暂时只是作为一个世界金融市场的虚拟保险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与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中各成员国所持份额保持一致，那么应急储备的主要供应者中国将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印度各提供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金砖国家组织及其相应的金融机构成为俄中两国协作的重要国际平台。下列数据可充分说明这个“平台”的重要性：2013年，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039万亿美元，占全世界总产值21.5%；金砖国家的总面积占全球的26%，人口数量占42%；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为16.1%，军费开支占10.8%，传统能源种类产量占40.2%；金砖国家消费市场加速发展，每年新增50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2014年11月习近平和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型的金融组织。中国宣布注资400亿美元建立新的“丝绸之路基金”，这是中国对通向欧洲这个巨大的经济贸易走廊在金融上迈出的又一大步。习近平强调，“单方独立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只有通过合作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达成期望的结果”。 

　　我想，这个基金，也会像2015年1月底建立的200亿规模的能源基金一样，将有效保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资金需求。俄中两国在丝路上有很多实质性的合作机会，因此重要的是消除两国间的相互猜疑。正是这种互疑情绪影响着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合作潜力的发挥。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包括6个欧亚地区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上合组织迄今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是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在与地区邻国的合作中暗中较劲。 

　　2013年习近平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后，这种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正因为习近平和普京在高层建立了互信和战略协作关系，才避免了不良局面的发生。我认为，这种协调一致是建立在面对现实基础上的：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存在国防和安全利益，不允许西方通过中亚进入其后方；俄罗斯与中国在经贸、交通领域加强合作是有利的。 

　　2014年11月俄中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之后，紧接着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再次会面，此时正值西方歇斯底里的反俄高潮，它们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排斥和孤立俄罗斯，普京几乎被视为异类。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上，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的媒体见证了中国作为东道主对俄罗斯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普京和习近平在布里斯班的会议上的热情交流，打破了孤立俄罗斯的图谋。 

　　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中俄之间签署的经济新合同和协议特别重要。俄中两国签署了关于俄罗斯通过西线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的备忘录。煤炭污染严重的中国将在未来30年内从西西伯利亚每年得到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而此前西西伯利亚输气管道仅“服务”于向欧洲供气。需要提醒的是，5月在上海两国还签署了在未来30年内通过俄罗斯东线天然气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同（“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中俄协作将不断发展：在投资领域将加强合作，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合资企业，加强在军技等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货币结算领域签署了货币互换文件。在航空航天、核能等高科技领域，两国的合作也在向前发展。 

从数量转向质量

　　哲学规律表明：量变会引起质变。在中俄关系中这个规律好像倒转了。正是普京和习近平关系质的提升促进了量的增长，保障了两国相互协作的水平越来越高。这种相互协作的发展不仅给其拥护者，也给其反对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2014年末俄罗斯出现的金融问题为中俄两国持批评态度的出版物提供了口实。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仿佛是在完成某项订单，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意表示怀疑，并对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悲观预测。但政治上层的声明打破了这种怀疑：北京支持莫斯科，莫斯科高度评价伙伴关系方面体现的“北京精神”。11月9日，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说：“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坚持既定路线，全面扩大和加深互惠合作。”普京也表示：“对于在国际法框架内维护和平并使其更加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的协作非常重要。” 

　　“莫斯科—北京”快车在欧亚大陆上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成为全世界高速运动的典范。 

采访叶·彼·巴扎诺夫教授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尊敬的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政论家在谈论国家关系好坏的原因时，往往会从国家领导人是否相互欣赏或反感中寻找原因。例如，我们中国问题专家，对一国领导人是否懂俄语感兴趣，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结论。习近平主席不会讲俄语，也没学过，但是他推行的对俄政策可以说是正面的甚至是友好的。您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看出某种矛盾呢？

　　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专家开始惋惜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不了解俄罗斯了，不懂俄语，也不熟悉俄罗斯文化。有人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西方和西方价值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完全不同意。 

　　第一，一个人可以很懂俄语，很了解俄罗斯文化，但同时也很痛恨俄罗斯。很遗憾，在这一点上，很多前经互会成员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客们都是这样，更不要说西方那些“克里姆林宫专家”了。 

　　第二，习近平主席确实不会说俄语，但在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两年中，一直支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两国国家利益越来越一致，对当今世界秩序、绝大多数国际问题持相同立场，而且也不缺乏中国对俄罗斯的好感。 

　　第三，习近平主席很了解俄罗斯文化，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这一点我在参加3月23日习主席与俄罗斯汉学家会面时见识过。 

这次会见怎么样？令您记忆深刻的有哪些？

　　会见一开始习近平就指出，俄罗斯文学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让中国的知识阶层着迷了，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重要的俄罗斯文学著作都译成了中文。60年代初苏中关系破裂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书籍的翻译仍以秘密形式在持续，译本被称为“黄皮书”，仅以内部形式传播，且名义上是共产党员批判“苏修”的依据。但实际情况却不太一样，“黄皮书”变成了鼓舞青年人的源泉，且备受欢迎。这些书籍秘密地手手相传，有手抄本在黑市上出售，换取当时稀缺的日用品。 

　　习近平承认，正是在中国国内政治“左”倾错误比较严重的时期，他阅读了很多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经典，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肖洛霍夫和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名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在习近平的意识里占有特殊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身心都很痛苦。他得到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习近平决定以俄罗斯革命者拉赫美托夫为榜样。书中的拉赫美托夫为了磨炼自己而睡在钉床上，年轻的习近平则在下大雨和暴风雪时跑到户外去。 

　　习近平还说他很喜爱普希金的诗歌，上次来俄罗斯的时候专门拜访了这位伟大诗人学习过的地方——圣彼得堡的皇村。他也很欣赏莱蒙托夫的诗。习近平还对我们的歌曲赞不绝口，很多俄罗斯和苏联老歌在中国都特别有名，像《卡林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这些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习近平还深情地回忆起他的父亲1959年率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景，当时习仲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虽然那时习近平本人只有6岁，但记得他父亲是如何满怀热情地讲述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习近平一生都记得当时父亲带给他的苏联玩具，那些玩具中有一部分在1962年父亲遭迫害时被迫销毁，而还有一部分藏了起来，现在仍保留在习近平的母亲家中。 

　　对了，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当习近平在汉学家面前发表演讲时，突然发现麦克风不好使了。习近平继续讲演，“总统饭店”的工作人员徒劳无功地试图修好麦克风，习主席根本没受此影响。他认真地倾听和评述了每一位来宾的发言，就这样原本计划持续一小时的会见最后用了两个半小时才结束。 

　　不瞒你说，我到现在还不时地回忆起那次接见，还会给外交学院的师生们讲述我与这位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交流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