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福建省厦门市出任副市长这天，正好是习近平的32岁生日。 

　　此时的厦门，与深圳、珠海、汕头并列为中国四大经济特区，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在习近平履新一年多前的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 

　　1985年6月，跨越1900公里，习近平从华北腹地来到濒临台湾海峡的厦门，“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说。 

　　当时的福建，是与广东并称的改革先锋。力推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被后人列为“改革八贤”之一，而这八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中，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项南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可以想见，水深流急却又激荡人心的改革开放，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有怎样巨大的吸引力。而担任地方正职刚刚两年的他，能够被提拔并到特区任职，也是难得的机遇。 

　　习近平说，当时福建整体形势比他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从福州到厦门，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狭窄。而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容市貌显得陈旧。“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这一次升迁，习近平开始了在福建17年半的历程，从厦门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再到福建省委副书记，最终官至省长。在这一段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地方任职经历中，他逐级经过5个岗位，执政风格走向成熟。 

　　“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他说。 

　　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经济特区扩容，需要制定发展战略。此事由习近平牵头，他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为厦门未来15年的发展画出蓝图。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他本人的说法是：“到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3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一是这个岗位你本来没有做过，二是特区工作谁也没有经验。可以说，双重的欠缺，在特区得到了一种补充，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此期间，习近平与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他们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习近平在厦门的同僚这样回忆。 

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

　　1988年，习近平被调往宁德任地委书记。这是他的第二个“一把手”岗位。 

　　此时的宁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是“黄金海岸的断裂带”。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因为经济水平在福建全省排行末尾，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的干部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找习近平谈话说，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很支持和鼓励。 

　　他不打算遵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而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添点冷水”。 

　　急于摆脱困境的宁德干部们想要干三件大事：开发港口、修建铁路、撤地建市。习近平的想法是，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到任不到3个月，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下党乡是寿宁县最边远的山区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当时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盛夏天气，习近平带人徒步10多公里，去这个乡调研。他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路险坡陡，荆棘丛生，需要拿着柴刀劈开灌木。 

　　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2个小时，回到县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后来在福建任内，他又两次来到这里。 

　　习近平下乡调研，从不讲究，端起农民们递来的茶杯就喝。下乡用餐，伙食费一分不差地交给乡里。 

　　有一年遭遇洪灾，道路被冲毁，习近平步行近13公里山路去指挥抗洪，在滑坡路段，有人要背习近平，他笑着说：“我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调研之后，习近平定下的执政思路是“滴水穿石”——这位33岁的地厅级干部，并未急于出“政绩”，而是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韧。 

　　1988年10月，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习近平提出了“滴水穿石”的理念。后来他多次阐述，宁德这样的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只能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必须克服幼稚思想、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努力养成在任期内留下长劲和后劲的广阔胸怀。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他在陕北插队时曾亲眼目睹，叹为观止。“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认为，经济落后地区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成，时者易失！”他这样写道。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不过，强调渐进并不意味着缺乏果决。习近平在宁德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 

　　20世纪80年代末，宁德干部违规占地建房成风，在狭小的市区，有些违规房建在山坡上，一排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扎眼。民众对这些“马路边的腐败”意见很大，但如果清理违规建房，可能涉及数千名干部，人际关系复杂。 

　　当时全地区有7392名干部营建私房，其中副县级以上的干部达242人，科级以上的干部1399人，分别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49%和46%。这组数字，与贫困地区反差强烈。 

　　习近平决心彻底解决此事。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批评同僚中的畏难情绪：“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到1990年底，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 

　　而这一果敢作为，在1990年5月登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就此配发了评论，标题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习近平领导的宁德地委。 

　　除了清理违规建房，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 

　　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腐败与改革中的探索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改革、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习近平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在宁德，习近平还首创了官员下访制度。 

　　上访，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救济”制度。民众越过底层的相关行政机关，直接向更高一级或中央的行政机关投诉各种不满。虽然通过上访而解决的问题比重有限，但这仍被视作重要的社会“减压阀”。而各省份民众到中央的上访数量，也成为考核地方的一个指标，上访越多，地方治理评价越低。 

　　习近平则反其道而行之。1988年12月，他在宁德的霞浦县举办了第一个下访接待日。事实上，还在河北正定时，他就曾在街头摆桌子，听取民众意见。 

　　在霞浦，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政府部门在她房屋旁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洪水冲走了她家的粮食和部分财产。这名职工要求县里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个接待日，102名上访民众与官员面对面交流，受理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解决，其余的限期一个月处理完毕。 

　　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官员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民众负责。“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 

　　“信访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这是习近平描绘的接访构架。 

　　在他看来，信访下基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更可强化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被中共视作获得政权、赢得民心的法宝，但一些干部时有懈怠。 

　　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延续了官员下访的工作方法。1990年5月14日，上任刚刚半月，他就在福州市鼓楼区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一名市民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此前这起纠纷已持续了半年多。 

　　在福州，习近平提出了“马上就办”，这是他改变政府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效能的又一尝试。这四个大字，至今还挂在福州市委大院里，挂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大楼上，立在福建省104国道福州马尾隧道口。 

　　习近平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他不满当时的政府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随后，这一思路扩展至福州市的所有党政部门，公务员都被要求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 

　　当时他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做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同僚评价说，虽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习近平年仅37岁，但他敢想敢干，又不咄咄逼人，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 

善于团结人，不是窝囊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后，习近平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团，汇集各路专家作为福建的智囊——这延续了他在河北正定的做法。 

　　习近平亲自圈点专家，不慕虚名，而是更看重那些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这个顾问团每年会向福建省政府提意见，习近平也经常邀请他们参加重要会议，比如经济分析会。据说，习近平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很少直接下结论或批评人，而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几乎没见过他说重话。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团结人，是习近平的一大特点。这种领导风格和能力，在福建的17年间日益成熟，并得到认可。 

　　在习近平看来，团结，是一个人从政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他曾列举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 

　　他懂得整合团队的重要性，也深知盲目突出个人的弊端。在宁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曾以球赛作比喻，论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整体力量的有机配合，个人的技术只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果盲目地突出个人技术，不顾整体协调配合，往往会使总体水平下降，影响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在福建，习近平从一名副厅级干部升至省部级干部，行政级别上升4级，管理一个面积12.4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的省份——相当于三个瑞士还要多。这是他的治国理政思路逐渐成形并通过实践去印证调整的重要阶段。 

　　福建有山有海，地形复杂，有经济特区、重要港口，也有贫困乡村、山区腹地，直接面对牵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局势紧张，几近临爆点。诸多因素，必然会加深习近平对于中国全局问题的认识、对于国家重大利益问题的思考。 

　　面对更为复杂的执政局面，习近平提出并实践了很多新概念，比如，生态省，有限政府与效能政府，数字福建，海洋经济、林权改革，食品安全——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这些举措都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离开福建之后，延续至浙江，有些更推广至全国。 

　　可以说，走出正定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干部，而到2002年离开福建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稳健的政治家了。 

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

　　2002年10月，习近平调往浙江，仍出任省长，短短一个月后，又任省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 

　　浙江在福建东北方，两省互为邻居，但经济实力差距不小——以GDP排名看，浙江在全国各省中常居第四位，而福建则总在第十一或十二位。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无可匹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十余年居全国首位，号称“民富第一省”。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调任浙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可能被中央调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到浙江后，“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习近平用“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形容接手这个经济强省时面对的挑战。 

　　也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而这正好契合了他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领导者的身份。 

　　密集调研是习近平的基本工作方法，用他的说法是“先做学生”，“不要盲人摸象”。到任后的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了一半，每天六七点起床，夜里一两点休息。9个月之后，全省90个县市区，他跑了69个。 

　　一次在四川当地视察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了解情况。 

　　习近平常说，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去办实事。 

　　在福建首创的下访也在浙江继续。2006年8月，他率领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接访。一上午接待了167批来访群众，当场解决问题76个。 

　　从浙江到后来的上海，习近平有句话浙江干部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 

　　到浙江两年后，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山高车快”，而是“成长的烦恼”——市场化程度高的浙江，面临资源桎梏，电荒、钱荒、地荒、水荒；出口依存度很高，贸易摩擦加剧，打火机、皮鞋、纺织品等商品在海外屡遭制裁；生态环境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习近平在河北、福建任职时，相当长的时间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温饱，那么在经济领跑中国的浙江以及上海，迎面而来的是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后者也是目前以及未来若干年整个中国必须完成的惊险一跃，事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中国梦。 

　　浙江省的办法是：与临近的上海、江苏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为增长强劲的经济板块突破行政制约。 

　　他甚至决定，对生态环境优势突出的丽水市不再考核GDP，因为“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力推地方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他出现了，在中共领导核心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3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专栏，刊出了短论《追求“慎独”的高境界》。这个专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了4年，这是最后一篇。 

　　当日，中央决定，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2006年秋，上海爆发社保基金案，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高官落马，陈是当时查处的贪腐官员中级别最高者之一。上海，这个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局势都有标杆意义的城市，会不会在风暴中动荡坠跌？ 

　　习近平主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推现代服务业，为上海确定了“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 

　　对于自己的上海使命，习近平的总结是“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短短7个月零4天，当他奉调入京时，这座城市已重获稳定和信心。 

　　在到上海任职之前，习近平在海外的形象是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在国内，普通民众谈及这位地方大员，仍会提及他的中共元老父亲，对他本人印象并不深刻。调任上海，令习近平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在中共领导核心正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10月中旬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的9人核心领导层，与他同时“入常”的，还有他5年后的治国搭档李克强。 

　　在中央的这5年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受命牵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备，并负责起草中共十八大报告、修改中共党章。直到2012年11月，成为拥有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人。 

　　回想2007年初，有媒体要求习近平为自己在浙江的5年打分。“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习近平这样回答。 

　　他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官员关键是要为民做事，而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现在，13.6亿中国人，正在注目于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在心里为他打分。